日前，多名高校教师向红星新闻记者反映，一些社交媒体上有人打着“导师红黑榜”“导师避雷榜”的名号售卖高校教师评价。
红星新闻记者日前在某社交媒体检索相关内容，出现多条评价文档的引流截图，文档售价在几元至十几元不等，内容包括导师特征、评分、学术水平、科研经费、学生补助、师生关系、工作时间、学生前途等。也有部分文字描述导师外貌、口音、性格、婚姻等个人特征或生活习惯，甚至存在对教师师德师风的指摘。
对此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，对导师履职情况、指导质量的评判，更应当依靠专业评价，由学校教师委员会、专业学术共同体依据制度文件，考察导师是否履行育人职责、做好学生指导、严把培养关口。单纯依靠学生个人好恶形成的榜单，并不具备科学性与专业性。除此之外，在网络上传播、售卖导师红黑榜，还存在侵害教师合法权益的隐患。相关平台应当对这类内容予以清理，不能以“为学生提供参考信息”为由纵容其泛滥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纠纷。
社交媒体截图
教师评价“野榜”成生意：
有些内容掺杂隐私八卦
有同一老师评价出现明显分歧
据了解，这类发布“红黑榜”的账号，通过表格局部截图吸引流量。在评论区引导用户私信，之后跳转至电商店铺、网盘完成交易。交易时，商家使用隐晦名称规避平台审核。商品页面标注“售出不退不换”。购买人群包含在读本科生、备考研究生，不少学生获取文档用于筛选意向院校导师。
红星新闻记者以13.9元在某社交媒体购买了一份《全国高校导师评价表》，该文档内含国内数百所高校、7.5万名教师的评价信息，评价内容形式不一，部分条目记录课题组补助金额、实验室打卡时间、组会情况、是否允许实习等信息。部分文字描述导师外貌、口音、性格、婚姻等个人特征或生活习惯，有不少可以看出是学生个体读研经历的主观记述。
红星新闻记者发现，文档中同一导师的多条评价常出现明显分歧：有人评价“幸运选到这位导师”，有人评价却称“师生关系恶劣，爱吹牛，抢学生一作”。部分教师评价中含有对教师师德师风的指摘。
部分截图，内容真假难辨
浙江一名高校教师告诉记者，很多评价不客观，有的是与老师有矛盾的学生泄愤写下的，有的是AI生成的，有的还包含教师隐私八卦。身边不少教师了解到学生会购买这类导师评价，并以此作为选导师的依据后，产生了心理压力。
记者向一名卖家询问相关教师评价来自哪里，如何收集。这名卖家称，是从一些培训机构办的网站、论坛收集到的评价。多名卖家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自己只是负责售卖，内容来自网络，仅供参考，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。
高校官方信息多数只含学术内容
教师：评价表难成为客观评价标准
南京某高校一名研究生告诉记者，她考研筛选导师时曾购买这类教师评价表，但最终决策依据仍是与师兄师姐交流，听取身边信任的人对老师的评价。
一名研一学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这类教师评价表确实会影响自己对一些老师的印象，表格中有一些涉及私生活的内容，有的卖家售卖时直接称“自己卖的是导师的瓜”。
一位教师表示，这种表格无法成为客观评价教师师德师风、学术科研水平的标准。不客观的评价会误导学生，因为评价是匿名的，不排除有人“为了黑而黑”。学生大都缺乏了解研究生导师的渠道，通过这类“野榜”获取信息，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不对称。学校官网公布的信息一般限于导师的学术背景、科研能力，未涉及导师的私德、师风及培养学生的方式方法，而现在的学生通常更关注这些方面，这类信息学校确实难以公开，学生想了解也缺乏渠道。现在一些学校在学生录取后、入学时会组织师生互选，同时开通了换导师的通道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退出机制，学生若与导师磨合不好，可以申请更换导师。
重庆某高校一名教师向记者透露，自己的学生也会浏览网络上流传的各类导师评价。在他看来，这类评价并不会对自身造成实际困扰，研究生招生实行导师与学生双向互选机制，网上的内容多为学生的主观感受，仅供报考学生参考，但将导师评价整理打包在网上售卖，本身存在法律问题。
该教师谈到，不少在校学生会开展考研相关辅导业务，部分主体瞄准考生择校、择导师的现实需求，可能将搜集到的导师评价当作数据资产对外售卖。客观的个人感受尚可作为参考，一旦掺杂针对教师的恶意攻击，性质就发生改变，会衍生相应的问题。
他进一步表示，目前高校官方对外公示的导师信息，大多局限于研究领域、科研方向、学术成果等学术层面内容，像导师处事风格、课题组内部相处氛围、师风品行这类考生十分关心的现实信息，学生很难通过公开渠道获取。
对此他建议，高校可以补齐这部分信息供给。一方面，学院可在官方网站、公众号等平台为每位导师打造人格化展示内容，呈现师生日常互动，设计跟帖答疑功能。另一方面，用好招生夏令营等现有载体，创造条件让意向学生和导师充分沟通接触，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认识导师。
专家：评价可引入第三方
不能异化成师生互相兜售信息行为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，评价他人应当恪守基本准则：做到客观有据、经得起时间检验，陈述事实的同时不能贬损其他人。网络平台应当压实主体责任，不应传播可能侵害他人权益的信息，不能为了流量助推、鼓励此类内容扩散。在国际上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大多通过教育系统规范、专业途径开展，不应演变为“外卖式”的交易。
储朝晖认为，评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，但绝不能异化为师生之间互相兜售信息的行为。目前，网上付费购买导师评价这类渠道本身并不真实、不可信，不仅会给教师和学生平添不必要的负担，还会损害正常的师生关系，亟需加以规范。网上流传的全国性、区域性教师“红黑榜”这类榜单并不具备合理性，应尽可能消除。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，在社交媒体、自媒体平台上，出现了售卖研究生导师“红黑榜”的现象，这类榜单大多来源于学生的个人感受，带有很强的主观性，缺少科学、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。这和此前热议的“讨好型教师”问题有着内在关联：部分教师为获得学生好评刻意放宽要求、课程放水，“水课”受到部分学生追捧，这本身就说明单一学生评价存在局限。现实里，确实有少数导师履职不到位，把学生当成劳动力安排私活，出现压榨学生的情况，但学生对导师的评价往往立场不一、诉求各异。有的学生追求学术成长，愿意接受导师的严格要求；有的学生读研目标只是顺利拿到文凭、方便就业，一旦导师严格把关，就容易认为导师阻碍自己的发展。
熊丙奇认为，学生评价仅仅是观察导师的一个角度，属于单向反馈，很难形成全面、客观的判断。对导师履职情况、指导质量的评判，更应当依靠专业评价，由学校教师委员会、专业学术共同体依据制度文件，考察导师是否履行育人职责、做好学生指导、严把培养关口。单纯依靠学生个人好恶形成的榜单，并不具备科学性与专业性，学生以此作为选导师的核心依据，很容易出现判断偏差。一旦把这类榜单作为商品售卖，商业利益会进一步扭曲评价内容：制作者为博取流量、抬高售价，往往刻意放大极端评价，甚至把有一定知名度的导师列入“黑榜”来吸引眼球，造成信息严重失真，形成炒作乱象。
熊丙奇指出，无论是从评价的专业性、教师权益保护，还是商品化售卖带来的乱象来看，网络售卖导师“红黑榜”都潜藏不少法律风险。相关平台应当对这类内容予以清理，不能以“为学生提供参考信息”为由纵容其泛滥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纠纷。治理这一现象，不能只封堵榜单，更要完善高校内部的导师选择与评价机制。高校要健全导师制，明晰导师权责边界，建立由专业共同体主导的导师评价机制，把导师的学术指导能力、育人贡献作为评价核心，给学生提供规范、可靠的导师信息，而不是任由学生依靠碎片化的主观口碑选择导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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